因为实施“科学规划”和“紧急措施”，酒仙桥电子工业基地发展迅速，员工就达10万人，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上海、天津也建成电子工业基地，贵州、四川、山西、青海建成国防电子工业基地。但是，与此同时，国外电子技术发展更迅速，不仅仅是器件升级换代，而是系统的概念在提升。
七三八厂全貌
美国从1946年的 ENIAC 机开始，到1964年，IBM360系列计算机诞生，花费18年，才意识到计算机不是单纯工具，而是要交互、交汇、交流的一个体系。
中国，从1958年开始，生产了500台计算机，直到1973年，用了15年的时间，也才接受了系列计算机的概念。
“七三○一会议”之后，四机部立即着手组织100 系列小型机和200 系列大中型机和台式机、计算器的设计研制工作，大中小三条战线相继铺开。组织得力，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产品性能和质量快速提升，在全国形成生产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一次高潮。
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中国计算机事业抓住了一次发展机遇，造就了一座闪亮的丰碑，这就是与国际主流产品兼容的“系列机”，在十多年时间里，几十家企业先后生产了两千多台100、200、180 三个系列的优质小型计算机。这是在“闭关锁国”时期，计算机事业与国际接轨的一次成功尝试。
苏州计算机厂为深圳海关生产的130双主机多用户系统。
在王诤部长、刘寅副部长、科技司罗沛霖副司长等精心安排下，四机部做出重要决策，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十五所、738 厂带动几十家院校、企业参与联合设计，一批年轻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次计算机的发展热潮，有三个层次，即决策、设计和生产应用。在妄自尊大和否定科技的那个特殊时期，创新决策与国际化是一种眼界和责任，也是一种智慧与较量。因为项目“涉外”，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具体组织与运作十分低调，仅以“联合设计”的名义与“协调会议”的方式布局安排。这次联合设计批量生产的集成电路计算机推广到了国防、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厂矿企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中，数十万人接触到计算机，开始了一次学习与应用的大普及。
100 系列和200 系列计算机连接着一个时代，是一种精神与一种意志的反映。参与者当时的文字仅落笔在工作总结、说明书、培训教材上，依次重复着接机、学习、装机、使用、拓展的过程，一旦设备退役，所有的记录也同时消失殆尽。
1983 年9 月，在系列机联合设计十周年之时，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编印了上百万字的《中国计算机应用文集》，九个分册包括了数百项成果，领导和组织文集编辑的有陈力为、俞振声、曹长久、陈正清、吴奇、赵淑珍、房家国、林行良、曹东启、褚克弘、冯国治、王寿松等。
星移斗转，从大洋对面兴起的微机浪潮冲击着“系列机”的印记与痕迹。时过境迁，这批系列计算机开发应用的经历如同过眼烟云，难寻踪迹，而参与者的激情岁月深藏记忆无法忘怀。
当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许多特色和安排都是今人所不理解的，仅仅从电子工业的发展来总结，可以看到进步和成绩，历史评价说，“在全国形成生产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一次高潮。”
但如横向相比，还是能够找出明显的差距。“系列机”本应当成为计算机工业体系的调整，涉及部委、高校和地方工业，可仅仅定义为产品的“联合设计”，领导小组缺乏当年“紧急措施”的气魄，部委领导成员没法出面主持，只有罗沛霖总工和清华的系副主任操作；清华的校级领导也不能出面，却由系级工宣队的工人师傅掌旗。
对比同时期医疗口肿瘤防治工作创造的奇迹，他们不仅成立了“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还在几乎所有省市成立了下属办公室，组织了近百万医务工作者进行了死亡人口的调查，花费三年时间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大数据”，完成了“全国死亡地图”。他们的工作，上得到周恩来总理直接支持，下深入到98.5%的县级单位，从公社、大队，一直到生产队，然而这一切都是保持了低调，不出文件上报，不由媒体报道，不为外人知晓。“肿瘤防治”的直接领导者，办公室主任是肿瘤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她早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医院的医生，和众多老革命相识，是一位创造奇迹的革命者。
要是没有“文革”干扰，让电子部的王诤、刘寅部长放手发展，100系列机就不会是2000余台，达到4000台，甚至5000台也不是不可能的。将有更多的计算机进入高等学校，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上机......然而，历史不能返回，更不能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