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的会标，它是一颗穿了三根线的磁芯，磁芯上画了一个地球。

世界计算机大会（WCC）是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举办的大型信息技术学术会议，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国家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的是在1980年举行的第8届世界计算机大会（WCC’80），那次大会先后在日本东京和澳大利亚墨尔本两地举行，日本的皇太子夫妇（后来的平成天皇和皇后）和澳大利亚的总督分别出席本国的开幕式，规格极高。中国派出了一个17人的代表团前往，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我参加了那个大会。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1995年初，我国由中国电子学会出面向IFIP提出2000年在北京举办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WCC2000）的申请，我国成为第一个申办世界计算机大会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引起了各国的注意。那时，世界计算机大会正处于每况愈下的情况之中，每届大会只有寥寥的几百人出席，而我们则提出了“2000年2000人”的响亮口号。

我当时担任着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学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的筹备工作。记得在筹办过程中，在两个关键时刻曾在国际上发生过交锋，这两次我都参加了。在这两次出国去解决问题前，中国电子学会的孙俊人理事长总要当面关心嘱咐我一番，可惜等WCC2000在中国召开时，他却病了，没能出席。      

第一个关键时刻----申办对决

 踏上征程

IFIP要在1995年9月9日到10日于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全体大会上对WCC2000的申办国进行投票。中国电子学会派出了我与IFIP中国代表严晓浪教授（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院长）和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周孟奇3人前去进行陈述和答辩。那时申办国已从最初的六个减少到中国和日本两个。大会安排9月9日下午进行陈述和答辩，10日上午进行表决。

我们出发时国内正在开着世界妇女大会，一到加拿大就有好心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们，国外对那个妇女大会有很多负面的报道（原文是有“tons of bad news”），这使我们暗暗地捏着一把汗。

临行前，中国电子学会匆匆地交给我们两盒录像带。到国外一看，第一盒是介绍北京市的情况，制作得很好，但是它是专为宣传世界妇女大会而制作的，我们觉得这盒万万放不得，它会勾起有关妇女大会的话题，这无异引火烧身。还有一盒是介绍会场和旅店等设施的，很有用，但是一开头图像竟乱成一片雪花，给人的印象太坏。好在我们想出了应对办法，在报告中开始放磁带出现不正常现象时，由周孟奇匆忙上台去装模作样地动动插头，转转旋钮。啪！好了。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磁带的纰漏掩饰了过去了。

申办成功                 

在9日下午两个申办国作陈述时，日本只泛泛地介绍会场和会议安排的情况，平平淡淡。在我们的报告中，除了介绍会场和会议安排外，还着力叙述了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国家的发展情况和政府的支持等有利形势，比日本生动得多，而且还有“2000年2000人”的目标。但单凭这些，并不能决定我们就能胜出。在第二天上午投票表决之前，我们除了和熟悉的各国代表多多交谈，争取他们的支持外，只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

        孙强南在卡尔加里的IFIP全体大会会场门口

我们的对手是老资格的日本代表尾关雅则（时任IFIP常务理事），1980年在东京开世界计算机大会时，他曾是我见到的一位神气十足的日本组织委员会主席，真没有想到，在15年后他会在这里同我们狭路相逢了。

在两个申办国向大会介绍情况后，我想是那位尾关先生大概觉得形势对日本不利，就请出了合办1980年世界计算机大会的老搭档，当年澳大利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Goldsworthy（曾任IFIP主席，时任IFIP副主席），向大会提出一个由中日两国合办2000年世界计算机大会的建议。在即将进行投票的4月10日那天早餐时，Goldsworthy在餐厅里找到我，向我说了中日合办先后在北京和东京两地举行世界计算机大会的想法。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马上告诉严、周两人，我们决定立即打电话回去向孙俊人理事长请示，理事长态度很明确，不能合办。

那时，在IFIP历史上应有两次合办的大会。第一次是1980年在日澳间飞越赤道的“南北半球”会场大转移；还有一次就是即将于1998年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间，坐船沿多瑙河顺流而下的“奥匈帝国”会场大转移，这次又突然冒出来一个飞渡“一衣带水”会场大转移的提案。

在10日上午大会投票前，Goldsworthy提出了他的中日合办的提议，他的提案以19：17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在大会决议中要求中日两国进行协商，根据协商的结果再作最后决定。如果两国在1995年11月底以前不能达成合办协议，则通过通信投票来确定承办的国家。

在会议的茶歇时间，我碰见那时已经相当熟悉的尾关，两人就端着咖啡聊起合办的话题来，双方都想探听对方的想法。一开始就说到WCC2000应该先在哪个国家开，尾关抢先说应该先在东京开，而我则说应该先在北京开，没说几句话，大家都已明白双方是合不起来的。在会后中日双方谁也没有找对方协商，很快11月底的期限到了，通信投票结果我们以26：6的压倒多数胜出。

       孙强南和严晓浪在加拿大

我想，Goldsworthy在中日双方作过申办报告后，大概已经明白中国将会胜出，但中日两面他都不想得罪，于是事后在10日下午的会议正在进行时，他又悄悄地离开副主席的座位，来到我的座位边，递给我一张他本人的简历，对我说，他要加入中国电子学会。我回国后报告了孙理事长，理事长要我当他的介绍人，经评审后接纳他为中国电子学会会士（fellow）。在第二年的1996年，孙理事长到澳大利亚参加WCC’96世界计算机大会时，亲自给Goldsworthy颁发了会员证书。

第二个关键时刻----方案之争

针锋相对

在1997年3月初的IFIP常务理事会上，确定了邀请美国的Shriver教授为WCC2000的国际程序委员会（IPC）主席。6月25日，Shriver专程来到中国讨论WCC2000方案。在中国电子学会的会议室里，Shriver报告了他的“新模式方案”，我代表中国方面报告了我们研究确定的由几个并行的学术会议（conference）组成一个大会（congress）的方案。在讨论时，我们认为Shriver的方案不可能吸引很多人来参加，“2000年2000人”的目标不可能达到。结果双方相持不下。

既然谈不通，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电子学会决定派我和IFIP中国代表严晓浪教授两人去参加1997年9月在巴西召开的IFIP理事会进行申述。如果那位美国教授还是不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们只能提请IFIP理事会换一个IPC主席。

赶了晚集

‍        孙强南在巴西Canela的IFIP常务理事会会场门口

由于东道主巴西方面的延误，直到IFIP理事会开幕前一天的，8月29日，我们还没有拿到签证。那天已是星期五，巴西路途遥远，最快要走两天，如果过了周末的两天还没有办好签证，我们就赶不上会议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到巴西大使馆去催。29日下午我和中国电子学会学术部副主任李军宁一起来到巴西大使馆门口，用手机给里面打了电话，一位参赞立即出来接我们进去。在我说明情况后，那位参赞答应马上去催。星期一（9月1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签证到了，当天下班前就拿到了签证。

我们一行两人终于在9月3日上午踏上征程，目的地是一个远在南半球的山间小镇Canela，它离巴西南部最大的城市阿雷格里港还有120公里之遥。

阿雷格里港和北京正好在地球相对的两头，直线距离约有2万公里。飞机要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和巴西的圣保罗两次转机。由于临时买的票，航班间衔接不紧，我们经过2次洲际飞行，1次国内飞行，再加上2次在机场中转的长时间候机，直到当地4日中午时分才到达阿雷格里港机场。

在机场门口我们马上坐上会议派来的汽车，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在当地时间4日下午1时30分会议刚要开始前赶到会场。我算了一下，从北京到会场，路上足足走了40个小时。幸好有11个小时的时差，才让我们赶上最后半天的会议。

圆满解决

        孙强南和严晓浪在巴西

在我们到达时，IFIP理事会的代表们正在陆续进入会场，我们就拉着行李走进会场，坐下不久，会议就开始了。IFIP主席Bauknecht向大家宣布，中国的代表到了，比他预想的要来得快，他的话得到了一阵热烈掌声。接下来他马上请中国代表报告大会筹备情况，我走上台去按照我们的方案报告了一遍。我向会场扫了几眼，没有看到那位美国教授的身影。报告结束，没有人来同我们争论。主席表示感谢，又是一阵掌声。我想，这两次掌声都应当是对中国人认真负责态度的肯定。

回到座位不久，新当选的下一届IFIP主席Bollerslev走到我的身边，邀我到会场外去说话，坐定之后他告诉我，Shriver教授和负责WCC2000组织委员会工作的IFIP副主席Funk，都已辞去WCC2000的工作，两人已经在我们到达之前回国了，大会指定由他来负责WCC2000事，他们将在明天同我们讨论。次日，IFIF的新、老主席K.Bauknecht和P.Bollerslev以及大会委员会主席C.Guy和出版委员会主席R.Johnson等4人同我们两人进行了仔细讨论，完全接受我们的方案。

在IFIP理事会结束后，主办方还要继续热情地组织很多活动。会议刚闭幕全体人员立即坐车回到阿雷格里港，当天晚上有市政府的招待会，一直活动到深夜。次日一整天是巴西计算机学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和参观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其间我们还同IFIP主席等负责人讨论世界计算机大会的方案，那天晚上还有巴西计算机学会的招待会，又弄到半夜。我们一直是在强打精神参加活动。

我算了一下，从北京起床，到最后的一个招待会结束回旅馆躺下，在整整80个小时里，我只在床上躺了6个小时。那年我已66岁，对身体是个大考验，确实很累。回到学校上班，一位老师告诉我，有人悄悄地问她，“孙老师是不是病了，脸色很不好”。我确实是累病了。

巨大成功

此后，在1998年9月匈牙利布达佩斯的IFIP理事会上，重新确定了一位 国际程序委员会主席，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于2000年8月21日到2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成功召开。在大会之下并行举行的有8个会议。大会正式注册代表1567人，录取文章1579篇。大会开幕式由吴邦国主持，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并讲话，参加者达到2100人，我们实现了“2000年2000人”的目标。

在IFIP的2001年第一季度简报上，以头版头条报道了第16届世界计算机大会的盛况，标题是：“IFIP Congress 2000 Is a Huge Success”（“IFIP 2000大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中国创造的这种由几个国际会议一起组成一个世界计算机大会的模式，以后成为其它一些国家举办世界计算机大会时仿照的榜样。

       IFIP的2001年第一季度简报上的头版头条                                           

2022年7月12日

       孙强南先生

孙强南先生，1931年12月28日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宁波。先后就读上海市震旦大学初中部、江苏省立上海市中学理科，1953年，自交通大学电讯系有线电专业毕业，分配到738厂筹备组。他参加过我国首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试制，参加和主持过103机等六种主流计算机研制、生产，他主持设计，由738厂与北京大学联合设计的150电子计算机，当时属超大型、超高速集成电路计算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