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好多因为10年动荡而停滞的科研机构和工作在慢慢的恢复。但是要真正的开动起来，进入科研的正常轨道，还是有很多困难和阻力。一些领域缺少经费，依旧停滞。本研究所的所长在大会上就说，我单位是三个1/3，只有1/3的人有能力干活，也想干活，但是还需要继续学习；还有1/3的人是想干活，但是不会干，干不了；1/3的人根本就不想干活，应当编余（那时的一种没有实现的安排），但是这些人我一个都编余不了。

计算中心有近30人，情况同样也是这三个1/3。特别是个别50年代的老大学生和近年毕业的两位研究生。一个人落实政策，从在工厂劳动多年调过来，不会干，也不想干；还有人是想自己私下在外面干。

当时，整个体系的科研工作运转也不灵，除了少量重点项目部里直接有安排外，许多多年列入计划的工程，也在等候中，而且也没有预先准备工作的科研费。依照所里的意思，各个研究室可以自己到外边承接项目，由所里出面签订合同，我就千方百计承接了电信项目和北京市的计算机应用项目，获得经费买了微机供大家练兵。当然情况每人各不相同，我也欢迎大家自己找项目，只要不呆着荒废时日就好；不过只有偷着在外干活，还失败了的情况。

我制定了考核办法，每人每周要填表，汇总一周的工作记录，全室再行综合考核。使我对所里有个交代，同时也对全室每个人有了压力。自然遭遇到几个人的强烈反对，不断向部机关控告我：扭转了科研大方向，不做邮电去养鸡，等等诸如此类。

工资不是我发的，人事也不归我管理，只要这几位大爷天天来上班，不打架、不闹事，我只当看不见。

全室陆续落实了项目，欣欣向荣一片火热，工作越是兴旺，不干活的人就越是气不打一块出。

一天我发现一位老大学生Y，在办公室里文件柜取出几张复写纸。当然知道，他又一次准备好了写控告信。下班后大家离开机房，我取出复写纸的盒子，发现他用的都是崭新的复写纸，而且全都放回了原处。我举起复写纸，如同照片底板，清晰的看到他写的诬告内容，说我不懂计算机，不懂自动控制，不懂电源，不懂管理，只懂一点电信传输。似乎他自己不仅都懂，而且还很公正也给我留了一点面子。其实他不知道。电信部门的人都是按专业分工。只说自己是搞市话的、长话的、搞载波的、搞无线的、搞电报的、搞传真的；那时没有一个邮电部的人说我是搞电信传输的。

我翻看了这几页复写纸，拿了一张关键的回家，其他都放回原处。连夜我思考，马上就给部长写了驳斥对我诬告的汇报信。第2天一早就投进了路边的邮筒。

几天之后，一位不管业务，跟我没打过交道的副所长F。突然找我去谈话。先是客气了几句，然后突然说，“你在部里有人？”

虽是没头没脑的问话，我马上就明白了，控告信和汇报信都到了部机关，而且马上就返回了本单位。由F副所长来处理。他一定非常奇怪，控告信的内容我这“被告”立刻就得知，而且做了详细反驳。一定是部里的经手人和我有关系，关照我了。本研究所在北京直属单位里面控告信是第1位。以前，单位从来是压下不理睬，顶多重要的事儿向部里写一个汇报解释一下。这次感觉挺奇怪，有内幕，所以马上来找我摸底。

我沉住气，面无表情，不做解释，说我在部里工作了10多年，与机关常打交道，特别是下放五七干校和部机关的人在一个排、一个班；我和老部长、老红军王子纲还在一起锄过玉米，很多老领导都了解我，也关照我。

副所长表示理解、理解！所领导也了解你，你就放心大胆工作吧。

随后所里通知院党委书记要找我谈话。我心里明白，因为控告我的人，他哥哥近期调到研究院做了副院长。控告与反控告，惊动了多层机关。

我向院书记解释了，控告者Y今年已经去了一次苏州、一次杭州，参加了两次和本研究所没有关系的学术交流会，而且也违反了我们规定的出外交流回来以后要书面汇报，并且向全室做学术报告。现在他又拿了一个去广州要参加与本所无关的学术会议的邀请函。我已拒绝，因为按照科研费管理规定，全室技术人员每人平均只有1.5次出外学习的费用，他已经出去了两次。我本人虽然有好多业务，也想出去学习，但我也只出去了一次。然后，将出外差旅费报销记录给他看。书记哈哈大笑，说你的工作真有两下子，这么细致。我估计他是好向Y副院长交代了。

宋副院长找我谈话，要求我也不要再向部里写信了，领导是了解你的，好好工作。我知道，所有的上访信部机关都是有记录的，各单位要排序，能少一封信就少一个记录更好。我告诉宋院长，20年前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集中学习了半个月，应该如何搞科研，我就是按照您的讲话来要求自己和组织全室工作的。

所党委王书记也找我谈话。鼓励我的工作严格和主动，但也希望我注意一下工作方法，尽可能的团结同志。我拿出全室每周工作记录给他看。一位研究生大笔一挥写的，“本周什么也没干。”这位书记看了以后，大为光火，说一个研究生怎么能够这样，这是共产党培养你，学习了这么多专业知识，有了高级资历。就是因为所里一时工作困难，落实不了科研项目，你上班读读英文、翻译一篇文章也好，怎么能够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做？这样对得起单位吗？对得起国家吗？对得起自己吗？然后他告诉我说，对这样的同志就要多教育，要严格要求，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放心去干吧。

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毕大姐是老延安干部，虽然级别不高，可资历很深，工作认真负责，对人热情。因为研究所借住在一个工厂的车间大楼，占了两层。没有传达室，上下班由所办公室负责按电铃，经常忘记。我应毕大姐要求，做了自动打铃器，包括上下班工间操，每天8次打铃。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商品，所里学电的人很多，拿出种种理由拒绝办公室的邀请，没人应接。我过来以后很快就把这个玩意儿做出来了，毕大姐很满意。她也知道了，我被控告的这一场风波。对我说，告状人的幕后背景：他要出去开会游玩，你就让他走。我说不行啊，科研经费有限，他都出去两次了，要是你们办公室拿点经费让他出门，我是没有意见的。大姐说我们的经费也限制了，现在所里这么困难，真是花一分钱都要算计，那你该管就得管。反正他苏州、杭州都去过了，今年还有大半年，广州别去了，哪儿也甭去了。

5万元从深圳采购的北极星微机供畜牧局原种鸡场处理数据。

北京市畜牧局和首钢是改革开放的两个重点，我们的“北京白鸡原种鸡选育数据处理”完成之后，北京电视台现场拍摄，所领导面对多次向上的控告，立即到昌平小汤山原种鸡场慰问项目组。节目播出后，百余人当面、电话问候我：养鸡还要用计算机？计算机局的同志都感觉开了思路！

当年4分钱（外地8分钱）的控告，让好多要提拔的干部都停摆，好多应当进行的工作都被阻止。

但是因为复写纸揭露出来的秘密，与我及时反击了对我的诬告。这在整个部机关直属单位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抗诬告信，可能是独一份。本来各级领导对于控告信几乎都是能置之不理就搁下，当然也有刨根问底，打击报复的。只有我的及时反击引起重视。而且这种在部里关键岗位上有人的这种猜测，直接引发了几个层次领导的关心和好奇，我才有了辩解的机会。

几年时间中，我组织全室在领域内完成了三个重要项目，为北京市完成7个项目。先后获得了部级、北京市、河北省的一二三等项目奖。所内其他成果只有行业报纸的报道，我做的项目才有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大型日报上的报道。

不干活也不学习，光捣乱的人很快就都主动调离了。

复写纸的秘密深藏不露40年，今天当做故事说！